初讀《文化苦旅》，平靜而又淡然。但當再次斟酌其中的逐字逐句，悲哀、無奈而又釋然，內心的情感可謂是五味雜陳。而這一切思想感悟的轉變，正是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遠大的精神追求和獨特的藝術魅力所帶來的。
    《文化苦旅》一書是由1992年《收獲》設置的個人散文專欄“文化苦旅”轉變而來，屬歷史文化散文。《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內外講學和考察途中寫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書憑借山水風物來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真諦，探索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的人格。為進一步探尋其中的深層意蘊，我走進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見其標題，“文化苦旅”，不禁疑問，旅途為何苦，旅途本不該是件愉悅的事情嗎？通過層層剖析，我體悟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處處彌散著一種沉重的憂患意識，昭示著余秋雨心靈與文化上的“苦澀”。這種“苦澀”來自方方面面：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人生命運、文人品格。如《道士塔》中揭示了敦煌的珍貴文物在王道士手中流失海外的民族悲劇，這是國家民族之苦；再如《夜航船》談到有趣的“夜航船文化”，以夜航船象征了中國文化的緩慢進程，并批評了中國文化中喧鬧然而無聊部分，這是歷史文化之苦；又如《風雨天一閣》以范欽及其家族幾百年守護天一閣的悲愴文化奇跡為切入點，來探討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這是人生命運之苦；而《柳侯祠》以柳宗元的生命歷程來思索中國封建時代的文人范式，并對文人意識與文人人格進行了探討這便是文人品格之苦。正是如此主題開掘的深化和所觀照的文化景觀的悲愴，使得《文化苦旅》陷入了一種整體的濃郁憂患的氛圍。
    品讀完標題，讓我們走進文本。在余秋雨的視角中，我品味到了個性審視下的中華文化，對此，我理解為：余秋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選擇了“出走”與“叛逃”。出走，既是遠離固有的文化生態方式，也是開拓自我生命的廣闊空間；叛逃，不僅是因為那顆渴求著自由與真實的心靈在呼喚，也是因為那座看似高雅精致的象牙塔早已岌岌可危，有待推倒，有待重建。為了有助于傳達心中對于宏大時空和包括自我在內的世間存在的真切感受，他選擇以文學的方式向讀者吐露他所發現與理解的中華文化。在他看來，既然“文學寫作的基座是個體生命”，因而自己的寫作必然是對個人話語的透徹實踐，這就必須果斷走出某種仍在蔓延的集體話語，努力做到“不僅語言風格是個人的，而且連選擇標準、觀察視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歸于一己僅有”。而正是對這種個體人格的思考，鑄就了余秋雨文化散文內在的思路，通過剖析中國傳統文化中束縛乃至異化人性的一面，探詢人的獨立的道路，進而實現健全的人格，乃至于健全的文化。這正是余秋雨先生遠大的精神追求。
    而《文化苦旅》中的藝術魅力也令我感觸頗深。以《陽關雪》一文為例。本文運用蒙太奇手法，構成的一個整體。其中，由馬蹄、吶喊、熱血、將軍怒目、殘破軍旗組成的鐵血戰場，凸顯出了戰爭的宏大與慘烈。而由慈母白發、春閨遙望、稚兒夜哭、柳蔭船楫組成的故鄉風物，則是戰火中的兵士內心渴求與依戀的所在，暗示了質樸的人性與人情。從慘烈戰爭與質樸人性的這種鮮明對比中，讀者不難感受到作者本人的情感態度與價值取向。面對遠年戰場的觸目景象，他并未選擇興亡之嘆，而是將目光投注到了普通人的悲歡上。他并不懷疑兵士們、將領們對戰場與國家的忠誠，但更相信他們是一個個擁有豐沛情感的具體的人，故鄉有親人在等待他們的歸去，他們離世時有對人間的平凡眷戀，這其實是對個體存在及其生命價值的尊重與肯定，是一種普世價值的深刻體現。
    以《道士塔》一文為例。通過營造“劇場效應”的手法，以視覺化、故事化的方式呈現人物樣態與事件經過，強化視聽效果，引起觀者心靈的共鳴。余秋雨書中說到，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藏下了中華文明最輝煌的年月，又被發現于中華民族最悲哀的時刻”。《道士塔》中王道士既是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者，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眼中造成敦煌文物大量流失的罪人。正是他一次次向當時的中國官員報告了藏經洞內的文物，又從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冒險家手中接過極少的錢財，允許他們將這些文化遺產運走。作者寫道：“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車，又一大車。都裝好了，扎緊了，吁——，車隊出發了。沒有走向省城，因為老爺早就說過，沒有運費。好吧，那就運到倫敦，運到巴黎，運到彼得堡，運到東京。王道士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稱斯坦因為‘司大人諱代諾’，稱伯希和為‘貝大人諱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銀元，這是平常化緣時很難得到的。他依依惜別，感謝司大人、貝大人的‘布施’。”平靜的語句展現出內心的無奈，這也是一種普世價值的詩意探尋。
    而《文化苦旅》中以“人化山水”的寫作特色則是尤為突出。全書中沒有純粹寫景的文字，偶有一些寫景文字也莫不是為了人文的主題而服務的，這是由作者的寫作目的直接決定的。余秋雨要寫的并不是自然的山水，而是他“心底的山水”。“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所以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不僅將大量的詩文典故加諸他心中的人文山水，還創造性地賦予了這些山水人的性格，用自己的獨特感悟，寫出了一種“人化山水”。如《狼山腳下》言：“狼山對于長江，是歡送，是告別，它要歸結一下萬里長江的不羈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魯非凡。”又如《三峽》言：可憐的白帝城多么勞累，清晨，剛剛送走李白們的輕舟，夜晚，還得迎接劉備們的馬蹄。以物喻人，意境深遠，生動形象。
    當然，《文化苦旅》的獨特之處并不止于此。散文的描寫大多注重形散神聚，而《文化苦旅》則有所不同，其形聚神散的特定讓人耳目一新。通讀其中的文章，不難感受到其行文隨意灑脫，有一種想到那寫到哪里的感覺，寫《狼山腳下》一文時能從山寫到人，再由人寫到其背后的歷史。但其于當今的流水賬不同，當他思維無限延伸之時，總能在最后回到文章主線，升華立意，深化主旨，著實令人感嘆。
    《文化苦旅》中還有一點的藝術方式十分獨特，是一種讀者意識與召喚結構。所謂“讀者意識”，目前并無明確定義。由于接受美學研究指出，作家在從事創作時會預先設定作品的閱讀對象，“預計他們會以具體的方式對文本中‘吸引反應的結構作出反應’”，讀者意識大體是指作者對自身讀者的群體構成、期待視野與接受動機等的認知或設想。余秋雨的文學創作中明確出現這類對于讀者接受的考慮，其實是作者向讀者發出了參與自身創作過程的親切召喚。作為一種召喚架構，有一種隔空對話的意蘊。它在引起讀者親近感的同時也可以生成一種間離效果，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具有思考與判斷能力的獨立個體，理應對閱讀對象和作者的觀點做出自己的考量。在《苦旅余稿·歷史的母本》中便有所體現：“司馬遷在蒙受奇恥大辱之前，是一個風塵萬里的杰出旅行家……二十歲開始的那次漫游，到了哪些地方？為了讀者方便，我且用現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如此就能夠喚醒沉浸在作品中的讀者的個人意識，使他們放下一味跟隨的態度，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與作者所選取的特定視角彼此對照，深化思考。
    品讀完了《文化苦旅》的精神追求和藝術魅力，思緒萬千。不妨脫離文本背后的深層含義，去感悟“文化苦旅”中文化的部分，不禁思考，我們是否可以來一場這樣的“文化”之旅呢？最后我想引用《文化苦旅》中的一句話作為結尾：真的，你們應該去看看。